处于工人阶级对立面的其他阶级，显得扑朔迷离，难以坐实。
{3}德国基本法反映的容他世界观主要体现在其序言中。日本宪政制度的产生的外因也是西方外来力量的压迫与强权影响的结果。
整体世界观要求人首先是作为人类一员而存在，国籍、性别、语言、宗教等等都是第二序的属性，她们不该成为我们看待彼此的先决条件。人来自自然，却超越自然，人来自历史，却超越历史，人创造了世界，却超越了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弗里德曼去世后，布什总统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10]，然而不久美国的金融危机就爆发了。可见，是那些持有唯我世界观的国家扭曲了伊斯兰教的伟大精神。而且，两个德国之后在国际上相互承认更加凸显这种智慧与信心。
霍布豪斯开列了一个关于自由的详细清单，具体包括11种自由和总括性的人民主权。但是，一旦遇到危急情况，他们就倒戈相向，落井下石。[31]之所以要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因为将宪法的概念在学理上进行了改变，即将不成文宪法与成文宪法的二分对峙关系转化为包含关系，即成文宪法不过是不成文宪法的组成部分。
而笔者倾向于将流派替换为研究指向或研究趋向或研究模式或研究偏好。具体而言，要实现立宪主义，权力持有者和权力对象双方都有必要从那种专制主义统治技术的传统习惯中觉醒过来，而宪法仅仅具有法律效力还不足以成为成活的宪法，它必须在国家和社会的怀抱里成长。[45]第二个悖论实际上从生活事实层面使得由第一个悖论所蕴含的中国宪法规范权威性缺失之弊病愈加雪上加霜。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就中国宪法的规范或价值实施而言，其不但是规范宪法学的研究主题，也是政治宪法学与宪法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所不同是规范宪法学持有与其他两种研究趋不同的研究立场。
[25]实际上，党政联合发文既说明着执政党的行政化事实与倾向，也透露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居于绝对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只要亲近哪个国家机构，该机构也会因此表现得相对强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弱议会、强政府的议行关系模式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事务的绝对领导模式的延伸而已。尽管中国宪法主题极为丰富，但常识性与根本性问题还需要做出回答，当然，立足于不同的研究取向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回答。
所以，既然在做实证上的发现与阐释，比较妥当的办法还是严格固守实证研究的本分，不可在阐释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染指价值层面的问题。[68]笔者的解释实际上分别立足于宪法解释学、政治宪法学与宪法社会学三种立场，尽管可对这种关于中国宪法权利属性与保障的解释是否恰当提出质疑，但要对中国宪法权利的内涵做出精准把握，对中国宪法权利保障提出靠谱或可行的制度建议，至少要靠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与规范宪法学的合力共谋才能实现恐怕是确定无疑的。这两个吊诡的命题之所以均可成立，是因为前者揭示了一个应然的规范要求，而后者则道破了一个实然的客观事实。强世功：《立法者的法理学》，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
[11] 参见高全喜，注2引书，第16页。基本法不仅涉及到我国成文宪法在香港的实施，而且关系到我国不成文宪法在香港的实施，因为基本法制定过程中关于香港政治体制以及普选模式和普选步伐的争议实际上都是围绕如何确保爱国者治港展开的，而这恰恰是巩固香港属于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关键所在。就弱议会、强政府的议行关系模式而言，其描述了当代中国的治理之道与治理逻辑，其中，全国人大的权力与运行过程主要是一个政治程序，甚至是一个政治仪式，借助于这种政治程序与政治仪式，有助于为真实的政治实践提供一种合法性基础和正当性依据。[4]说中国宪法获得了实施，是因为执政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维护前四个根本法，也加强了法制建设和权利保护。
[18] 在中国宪法学研究中，强世功博士的研究取向比较复杂，这里只是依据其相关的宪法社会学文献做出梳理与解释，其复杂的面相需另行撰文再做相对详尽的描述与评论。[46] 参见田飞龙：《中国宪法学理论流派的形成》，载《山东大学法律评论》（第6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7] 事实上，已有各类学者对中国国家观念发展与变化、中国主权的特质等问题做出了分析与解释，代表性的学者如葛兆光教授、汪晖教授、金观涛与刘青峰教授、刘禾教授、（日）沟口雄三教授等。相反，权力的运作也能适应和服从宪法规范。
【资料来源：笔者自拟。根据对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与规范宪法学相关文献的阅读与梳理，笔者从六个方面对其进行了简要的列举（见下表），从而为解释中国宪法实施的三个面相做出相应的学理准备。[50]林来梵教授深受罗文斯坦观点的启发，从中提出了宪法规范的内面问题，即宪法规范的内在品格、内在机能问题，并对宪法规范的内面条件做出了列举：（1）具有最高法规范的确定力。就陈端洪博士这一脉政治宪法学研究取向而言，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宪法得到实施了吗？陈端洪博士的回答为：是，也不是。[71]这样，若准确解释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宪法学者的自省与开拓更为宽广的学术空间，其中，对规范宪法学的要求是小心、认真对待中国国家与公民关系，不可贸然作出预设。[37]强世功博士所发现的四种中国宪法渊源实际上从宏观角度构成了中国宪法实施的基本样态：规范性宪章是中国主权实际运行的体现，即政治问题的实质决断权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对中国共产党在经过民主协商之后所作出的政治决定给予法律程序上的背书，从而将党的政治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国家和成文宪法意义上获得最高的法律效力，在这样的宪政结构中，全国人大必然要履行橡皮图章职能，它是一种法律正当性的赋予职能，如果没有这个法律图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就缺乏合法依据。
其二，对中国宪法权利的保障机制也缺乏符合实际的深入分析。制度性因素是对中国宪法文本与中国宪法实践的理论化提炼，其本身具有明显的规范性，这种规范性也有经验性取向。
[61]规范宪法学当然也关注宪法的功能与实践。（3）为此自然被推定为值得予以保障、并得到保障。
这样，政治宪法学陈氏一脉的最后对策就是政治立宪主义道路。如果这位营养学家对美国人吃牛肉而获得健康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挖掘，获得了人若通过饮食获得健康，就必须吃与其人种相适应的食品，转而比较分析中国人的人种特点，发现羊肉与中国人的人种状况相适应，进而开出吃羊肉的营养方子，他就是一位真正的营养学家。
[58] 详尽内容参见谢晖：《论规范分析方法》，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34]以中国国家主席制度为分析个案，从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相互结合的领导体制的角度，发现了宪法惯例，并得出了如下描述性与规范性结论：如果说毛泽东曾经创建的三位一体的国家主席体制主要依赖成文宪法所创设的国家主席体制和不成文宪法中的党指挥枪的原则，那么，邓小平创建的三位一体的国家主席制要更多地依靠宪法惯例，即党的总书记要承担国家主席的职务。在这一意义上，林来梵教授阐述的宪法的民法基础或许可以看作是规范宪法的外部条件更进一步的诠释，并且集中体现在对‘市民社会=民法曾为近代宪法的生成提供了必须的前提条件的扩展性解释上。[27]政治惯例的连接与润滑作用主要表现在：其一，执政党通过政治惯例为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确定方向与提供指南。
[28]其二，执政党的政治惯例也成为了各个国家机构职权运行与内部工作惯例的权威依据。在自然经验型的实施发现形态中，公民之间的相互询问及结果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宪法实施的基本面貌，比如两个农村居民相互之间就住院费用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得到了及时足额的报销，若彼此之间做出了肯定回答，就说明农民的某项社会保障权利得到了落实与实现，也表明了中国宪法的相关内容得到了实施，反之亦然。
如果不能对中国国家性质与主权问题进行深入的阐释与解析，就既会导致宪法学核心主题之一的国家权力问题处于不明朗的云里雾里之中，也可能会错置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更会导致对中国宪法性质的理想化预设与单一假定。[21]喻中博士发现的七个理论模式事实上也是对中国宪法实施具体模式与样态的刻画。
[69] 参见林来梵，注44引书，第314—315页。[64] 详尽内容参见林来梵主编：《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63]受这种问题意识的驱使，林来梵教授亦在其《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一书中讨论了规范宪法的保障制度，晚近林来梵教授主编的《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则是对规范宪法的保障制度更为精细化的论述与解释。）[12] 参见高全喜、田飞龙：《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载于《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47]以政治自由主义宪法及其实施方式为标准来衡量与判定中国是否存在宪法实施，所获得的恐怕只能是否定性结论。林来梵，注44引书，第307—308页。
[74] 参见周叶中，注18引书，第107—113页。[51]以此衡诸中国宪法规范，当然可以认为中国宪法规范并非是规范宪法，也许是名义宪法甚至是语义宪法。
反之，国家和社会也必须在宪法的臂腕之内自处。进而言之，中国宪法实施的三个面相也从一个侧面显现了规范宪法学与宪法社会学、政治宪法学的深刻差异。
但我国的宪法学者则恰恰只重视了凯尔森所言的第二个功能，将宪法誉为母法即表明了这种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在实践中发展到极致，以致我们对建立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诉讼制度持久地持踌躇的态度，其结果是，在当今中国，宪法本身只能消极地等待其他立法将其规定或精神加以具体化并付诸实施。在权利性质上，政治性与治理性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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